按照论者的解释，保护诚信的义务，连同隐含在条约条款中的诚信的标准、对条约必须信守的习惯法规则以及禁反言的习惯法规则的强调和追随、与衡平和公正相联的诚信的概念，这些被知晓为国际公法的渊源。

征信机构在风险揭示方面要高度重视客观性，对企业财务数据真实性深入调查，加大客观性指标在评价中的权重，尽量淡化征信机构面临的利益冲突问题。[37]信用，建立在信任基础上，不用立即付款或担保就可获得资金、物资或服务的能力，这种能力以在约定期限内偿还的承诺为条件。

这就容易从法律渊源上导致中国法律体系的某些抵触、重复和不协调，影响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整体的协调性。[44]法律供给应该明确个人信用征信的范围、个人信用的消费者的权利保护。第三，银行信用法律子域体系。这样，《纪要》具有了实质立法的意义。[42]教育、医疗、养老、救灾等事项的财政支出是造成其债务危机的主要根源。

按照凯尔森的理论，成员的身份标准是：当且仅当一个法律是通过被基本规范授权的权力实践所创造，而这一基本规范也授权权力机关创造所有其他的法律，这个法律才具有特定体系内的成员资格。[47]参见[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在事实和规范之间》，转引自前注[46]，宋功德书，第59页。[101]笔者于2011年4月12日在北大法宝案例数据库民事案例中，输入审结日期20100101-20101231和检索词胜诉权就检索到193个判决书。

相反，二元诉权说可能加剧这两种错误的发生。凌相权、余能斌：《民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页205。[53]参见刘荣军，见前注[48]，页262。无论当事人是否了解时效的规定或是否提出时效抗辩，司法机关均应依职权调查诉讼时效问题，如果原告的请求或权利适用诉讼时效，且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又没有应予保护或延长时效期间的特殊情况，就应判决对其权利不予保护。

有学者在指出胜诉权消灭时强调实体权利并不消灭，[58]有学者同时指出实体请求权消灭和胜诉的权利消灭，[59]但也有学者明确主张胜诉权与实体权利只是名称不同。胜诉权消灭说的胜利，在客观效果上构成了逻辑学上的稻草人谬误，论证者为了使对手的论证易于驳倒，先歪曲对手的论证，然后根据所驳倒的被歪曲的论证得出结论说，对手的论证被驳倒了。

参见霍海红：论中国式辩论原则之消解，载张卫平主编：《民事程序法研究》（第5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83-97。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民法作此种处理会使消灭时效效力的实际效果不同于其他国家。如有学者指出：抗辩权产生说，认为消灭时效届满后，权利人仍然享有起诉权，法院不能主动援用时效制度，也不能驳回权利人的起诉。[96]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页397。

[3]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744-745。[83]DavidOughton,JohnLowryandRobertMerkin,LimitationofActions，LLPReferencePublishing,1998，p.75.[84]（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上），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页523,页527。[69]如果立法不允许法官主动援用时效，对超过时效的案件进行调解显然不是问题，是否援用时效与是否进行调解均属当事人自治的范畴，正所谓一个（权利人）愿打，一个（义务人）愿挨。但有两点必须指出：第一，胜诉权消灭说的程序特色与抗辩权发生说的实体逻辑虽然不同，但从苏俄法和德国法都在实体法中规定消灭时效规则的立法技术看，二者的差异不应被过分放大。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法典》第472条第1款规定：公民或企业依照本法享有的请求权受时效的限制，在本法或其它法规规定的期限届满后，不得再诉请法院强制执行。[85]时效抗辩仅由当事人提出，不过是这些国家坚持当事人主导模式的一个再自然不过的表现而已。

[48]有法理学者甚至明确提出了将诉权理论的发展引向诉讼过程之中，转‘诉权—实体权利为‘诉权—诉讼权利[49]的学术建议。我们或者认为权利消灭说与时效利益抛弃原则相冲突，[11]或者认为日本民法中权利人接受义务人的履行构成不当得利，[12]或者仅因为《民法通则》第138条超过时效期间自愿履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规定而否定其属于日本型的权利消灭说，[13]等等。

[100]另一方面，即使《诉讼时效规定》颁布之后，法官仍使用既有的论证话语，胜诉权表述依然出现在诸多民事判决书之中。王利明等：《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页157。应当强调诉权的程序和公法属性。[64]《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法典》，费宗祎译，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17]然而，根据诉权字样进行的界定可能受到法典另外两个条文的挑战。[69]彭士翔：关于诉讼时效的几个问题，《法律适用》1987年第4期，页7。

凌相权、余能斌，见前注[2]，页205-206。笔者完全赞同对诉权作程序和公权的理解，并试图指出，在反思二元诉权学说乃至胜诉权消灭说时我们应注意如下五个事实：第一，二元诉权说并非区分程序与实体、起诉与审理的有效途径。

例如，有时把诉讼时效届满认为是起诉权的消灭。[59]郭明瑞主编，见前注[2]，页144。

在苏联民事诉讼中，法院在解决案件的争议不受双方当事人请求范围的拘束，根据当事人的主张，法院就可以决定必须加以确定的事实材料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对胜诉权消灭说，我们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被决定。

[18]第122条规定：当事人可根据下述任何情况之一请求法院宣告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可受理，即无需对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理：无资格、无利益、时效期间已过、已过预定期限、既判事由。[95]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总则编》第234条规定：权利人于法定期间内继续地不行使其权利，期间届满后，义务人有权拒绝履行给付。[1]—[印]阿玛蒂亚·森源于苏联的胜诉权消灭说，在我国民法学上长期居于通说地位，[2]只是近些年来多遭批判。可作为佐证的是，一本《立案指南》曾明确指出：案件的诉讼时效是立案审查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丧失的只是胜诉权而不是起诉权。

[92]如今胜诉权消灭说只是表达了其他三种学说的共同点，已经名存实亡。[16]我国学者便是根据这一条文将法国民法视为诉权消灭说的典型立法例。

[49]丰霏：诉权理论的发展路向，《中外法学》2008年第5期，页755。德国民法典《立法理由书》就指出：消灭时效之要旨，并非在于侵夺权利人之权利，而是在于给予义务人一保护手段，使其毋需详察事物即得对抗不成立之请求权。

类似表述参见王作堂等，见前注[2]，页125。[80]参见（苏）斯米尔诺夫等，见前注[32]，页217。

因此错误地开始了诉讼程序。《日本民法典》虽无此规定，但通过第146条时效的利益不能预先放弃及其学说和判例实现了与德、法、意等国民法完全相同的效果。可以保证法院、仲裁委员会和在仲裁法院所通过的决定的正确性，因为如果在这种期限提起诉讼，就有更大的可能保存证据，法院和仲裁机关就能够利用这些证据来认定案件的事实情况。[68]因此，该批复绝不是对撤诉一般原理的重复确认，它的目的在于解决诉讼时效已过给撤诉后再行起诉带来的难题，而该难题在时效的私人抗辩语境下并不存在，如果义务人不提出时效抗辩，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6]《最新日本民法》，渠涛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这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仅从字面含义看，法国民法似乎陷入了诉权消灭说和权利消灭说的矛盾之中。

该说避免了诉权消灭说与实体权利消灭说存在的弊端，体现了私法自治的理念，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93]奚晓明主编，见前注[66]，页77-78。

李由义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页156。[64]《朝鲜民法典》第268条规定：裁判机关或仲裁机关，即使当事人未主张民事时效利益，亦应适用时效。